国家设立机构买卖，这两种都是必需品，所以控制这两种商品的贸易，利润极为丰厚，只需要很少的人力投入，监管难度也低。

到了大明，还有我大清时期，专卖制度的影子依然存在，比如盐票制度，虽然贩卖官盐的是盐商，可政府通过盐票制度，控制他们买卖的规模，还从中收取高额的盐税，让盐税甚至成为明清两朝的主力税种，仅次于农税。甚至到了后世，中国的烟草行业，依然使用的是这种专卖制度。

可为什么现在不能官营了？专卖制度看起来这么好，后来的朝代却废除了。

管仲时代，盐铁专卖确实是一项创造性的制度，因为在当时，不管是煮盐还是炼铁，都还属于初级阶段，普通商人百姓一来不具备技术，二来没有资本，在管仲的组织下，动用官府力量，建立了大量的大型官办作坊，其实是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

可到了后来，民间资本和技术的发展，已经让私人可以经营这些产业了，官办作坊的各种弊端却频频出现，贪腐无法断绝，质量难以保证等等，让后来的朝代放弃了专门制度，明朝开始以盐票等方式来间接的管理盐商，从中收取的税收比官府自己直接经营还要丰厚，有些类似英国把征税权包出去后，税收反而大幅度提升的现象，说白了，就是官府从商业中榨取的利益的效率，远远比不上商业能力更强的商人。

甚至还有酒茶专卖，酒的专卖历史上也出现过，宋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曾实行了很长时间的酒专卖制度，据说当时各地官员为了把官府作坊酿造出来的劣质酒卖出去，可谓是想尽了办法，奇葩如大文人苏东坡在江南做官的时候，每当新酒出锅，就动员青楼女子上街兜售，一时间莺莺燕燕甚是热闹。官府也动用强权力，向各大酒楼，茶肆甚至是旅店之类的商家摊牌任务，让他们必须把官府的酒卖出去。

中国文人读的书多是儒家经典，这些东西是教人怎么做人的，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专业学术类的经典很少，文人也很少涉猎，因此他们的经济学知识仅限于常识范畴。

稍微有些良心的儒生们能认识到对商人征税其实最后还是转嫁给了老百姓这一点，对他们而言，已经十分难得，至少他们已经触摸到了经济链的概念，知道经济是一个链条，从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下手，都会给其他环节造成影响。

但从专业角度出发来看，这种影响是长期性的，传导性短期内还释放不出来。因此增加税收的最有利方法，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是开征新税。等到税种实在多的影响了征税成本，那么就来一次清减，还美其名曰改革，后世香港的征税方法就十分精简，被称为简单税制，对许多国家以启发，纷纷流行起了税种合并，简化征税方案的改革。

李向前之所以这次绕开扬州，直接到了江阴，一是出力宣传队被杀事件，其次就是对那些盐商，还是准备放凉了再杀。

他们有着海量产能，可怖的运输能力，真逼急了，放开了运输，是可以将江南的盐商打死的。

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不是说说，到底都是几百年养育出来的精华，如果一百个江南商人里，有一个回过味来，那也是很大的好事。

还是那个问题，后世有本基地的科幻小说，说的就是征服人心的，就在于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通商主意。

李向前打算开征普遍性商税的目的，还有深层次的考量，那就是他一直打算从根本上重组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

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其实不是一天形成的，其中的历史脉络，哪怕再不合理的地方，也是有其存在的道理。

大家族可以欺负小家族，不受欺负，那么宗族自然就起家了啊。

还有寡妇不能嫁人，这种东西，可不是中华传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