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次多角度的论述和扩充，构筑了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孝道伦理思想体系。佛教原典中本来就有大量关于孝道的内容，要宣扬佛教的孝道伦理，首先就得翻译这些经典。佛教传来之初就翻译了很多关于双亲与子女关系的经典，包括《孝子报恩经》、《孝子睒经》、《父母恩难报经》、《尸迦罗越六方拜经》、《大方便报恩经》、《玉耶经》、《四十二章经》、《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盂兰盆经》、《梵网经》、《佛说孝子经》、《佛说父母恩难报经》、《大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增一阿含经》、《善生子经》、《华严经》、《那先比丘经》、《游行经》、《大方便佛报恩经》、《优婆塞戒经》、《佛说盂兰盆经》、《菩萨睒子经》等，这些经典以印度佛教特有的方式宣扬父母恩重、善恶报应的观念。另外，中国佛教学者还借佛之名撰写了富含孝道思想的经典着作，如《父母恩重经》、《大报父母恩重经》等，加以变文、绘画、造像、建塔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影响极大，广为流传。佛教的内在超越精神决定了它是“出世间道”，尽管它与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世间道”一样，也强调孝道，但二者毕竟有层次之分。儒家讲的是“入世之孝”，而佛教讲的是“出世之孝”，一个是“方内之教”，一个是“方外之教”，二者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因此，佛教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论证“出世之孝”与“入世之孝”不相违背，“出世之孝”甚至高于“入世之孝”，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早在汉末，牟子就借用老子的名言“上德不德，则是以有德”来回应中土人士对佛教“不孝”的责难。牟子引儒家所称道的上古“圣人”泰伯断发文身、许由逃往深山而让天下、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的故事，这种表面上“不仁不孝”的行为却被孔子赞为仁德的榜样，以此说明佛教的出家是重形而不重质、它是大德不拘小节之举。佛教看来，儒家的事亲还停留在“小孝”“中孝”的阶段，这是在家之孝，佛教承认在家之孝是理之当然，但更重视出家的“大孝”。中国佛教将儒家的“立身行道，显亲扬名”的观念加以发挥，强调“修性”，以“德”报恩。认为人生皆苦，只有出家或在家精进于佛法的闻思修行，最后证得解脱的佛果，才能报答父母的恩德；只有证道而获解脱的人才能自度度他，利益人天，帮助父母及无数的众生从轮回苦海中解脱。中国佛教曾将此种孝道称为“法性之养”，以别于普通的“色身之养”。可见，强调精神救渡乃是佛教孝道的根本中国佛教孝道思想张扬的孝亲意识，更多的是一种宇宙间的自然亲情关系，不像中土孝亲伦理含有更多的社会宗法关系。佛教的报恩，意在理解对方的恩惠，绝不是以权力、压力或上下的尊卑等级来执行的。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皆能成佛，因而在僧团内部，都是以平等为序列，唯以出家时间的先后而定位次。佛教所讲的亲情，是宇宙的亲情，而非局限于一家、一地的亲情，这就在本质上决定了孝不是一家之孝，而是对一切人的孝，甚至是一切众生的孝，所以才有报“四恩”之说（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佛教的孝道不是“臣民道德”，而是慈爱的相互回报。当然，在儒家学说占主流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佛教在理论上的高明并不能代替实际上对儒家的依附和补充地位。因而，在三教合一、三教一致的形势下，无论是儒家的“入世之孝”，还是佛教的“出世之孝”，实际上都成了传统纲常名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佛教借孝道的传播和发展丰富了中国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中国佛教“弘道济世”、“普度众生”的大乘理想，扩大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佛教也不断地走向俗世化和伦理化，达成了佛教孝道伦理与儒家纲常的接近和契合，赋予了儒家传统伦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