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这态度啊？你再跟我这么说话，我可告你去。”

“告我？行啊，找我们头而去，他就后头呢。快去。快去……”

这么一听，也是巧了，边建功居然是跟头些日子院儿里的罗师傅一样，也是为了买散啤的事儿急眼了。

但区别在于，罗师傅气的是饭馆私自涨价，多加了两分钱。

到了边建功这会儿，情况显然更恶劣了。

看这意思，因为紧缺，饭馆已经不单卖啤酒了。

顾客想喝，必须得得搭售一个菜才行。

不过话说回来了，饭馆这边也有饭馆的苦衷，负责开票的这位也有人家的无奈。

因为这就是市场供需不匹配导致的矛盾，商品价格又不敢一下子放开的必然结果。

谁也没辙。

要说起啤酒这东西啊，其实老京城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待见它的，对这玩意有一个相当长的适应过程。

像建国后，除了少数家境优越的人，京城的普通市民对啤酒的味道是很抗拒的。

大多数人不仅品不出它的香味儿和杀口劲来，还讽称其为“汤药”、“马尿”。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因为散啤价钱便宜啊，比汽水冰棍都解渴。

才使得人们因为囊中羞涩勉强自己改变口味，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

结果适应了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从本质上说，散啤还是一种瘾品。

于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

就这样，京城的人们开始爱上了它，然后就变成了趋之若鹜的“追捧”。

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

很快，人们就发现市面上“散啤”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

价格也从两毛一升，两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

到了今年的夏天，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散啤”，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

偏偏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

一家是民族资本“双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厂”。

一家就是过去小鬼子“麦酒株式会社”改的“京城啤酒厂”。

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

如果按照当时京城四百余万人口计算，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

因为大部分生产出来的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没有进入市场。

还有一部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

实际上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吨。

这一百吨绝大部分还都是散装啤酒。

想想看吧，这口子有多大。

按三千吨算，每月一个人论不到一瓶。

一百吨就更甭说了，连一酒盅都到不了。

所以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有史以来，啤酒供应最紧张的一年。

那么本来就供应趋紧的夏季，当然是这一年供需矛盾爆发，到达极致的时候了。

这一年，京城啤酒稀缺到了什么程度呢？

尽管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就有人持暖壶、塑料桶，望眼欲穿的企盼着送啤酒的汽车的到来。

可老百姓等了也是白等，在副食商店根本就看不到啤酒的踪影。

这年头拉散啤的是“130”罐儿车，简直不能开上街。

因为一上街，它就成了人民群众的狩猎目标。

汽车在前头开，后面能跟着一大长溜蹬着自行车的人在追。

当然，虽然有时能追到卸车的地儿，可太远就没戏了。

更倒霉的是往往追了半天也是空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