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没收。

至于最后一点的相似，就是每年新年，都是父母们催问适婚年龄的子女“什么时候结婚”的日子，这点同样是中日同源。

所以对于松本庆子来说，新年也就逐渐成了让她非常纠结的一个重要“关口”。

每逢此时此节，让她“恐婚”的心理尤为突出，与父母急不可耐的“催婚”形成强烈的反差。

甚至每年的这个时候，就连母亲也站到了父亲的那一方，达成了一致联盟，就更让她感到头疼。

尽管12月31日她还能仗着在电视台有演出躲开父母的责问，但1月1日可是说什么也躲不过去的。

不得不面对母亲诸如此类的告诫。

“你今年就要三十四岁了，如果还不结婚的话，恐怕四十岁可能才有孩子，年龄大了，一切只会更辛苦。而且拖得越久可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

又或者是父亲类似的问责。

“你看邻居家的某某，小女儿都上幼儿园了，她和你差不多大呢。真搞不懂，那样一样普通的女孩子，都结婚了。伱怎么还没遇到合适的对象呢？不要眼光太高了，男人最重要的是品性……”

说实在，面对着父亲不高兴的教训，和母亲旁敲侧击唉声叹气，再好的过年心情也会黯淡下去，真是伤不起啊。

过去的几年，往往松本庆子只能以装聋作哑，或是勤快地干活，来过这一关。

她的原则是，你们可以管我，也可以催我，但是你催你的，我听不听是我的事。

但问题是，随着年龄的增加，父母也变得愈来愈唠叨了，越来越爱对这件事较真了。

这就让她的痛苦越来越大。

近年来，她简直要为回家过新年愁死，可不回又不成。

毕竟父女俩平时就很少来往，真能全家三口儿坐在一起相聚的日子，每年也就新年这几天。

松本庆子不愿意背负不孝的罪名，更不忍心让父母伤心，也就只好委屈自己，在煎熬中保持微笑，硬挺着接受精神鞭挞了。

不过今年，情况又有了些新变化。

因为生活里有了宁卫民的出现，松本庆子好像觉得父母的言语也没那么扎心了。

甚至有些话她居然还听进去了，甚至隐约觉着还是有些道理的。

于是她对父母展露的笑容也真诚了许多，态度也不像过去那么敷衍了。

但也是因此，她就越发的想念宁卫民。

从早上开始，总是趁人不留意就去玄关处打电话，希望能得到宁卫民的回复。

而她的焦虑也就从承担父母的催婚压力，转移到了没有宁卫民回应的这件事上。

结果到下午五点左右，总算如愿接到了宁卫民的回电，可没想到的是宁卫民居然还病了。

她根本没做他想，完全是屈从于情感，立刻就担心起来，迫不及待马上要去探视。

因为是过年，她今天穿的是华丽的和服，所以也没有开汽车来，马上就打电话叫了出租车服务。

这之后才去跟父母去告辞。

她找的借口，是有外国演员朋友来东京了。

为了事业，不能不去应酬，见上一面。

然后她连晚饭也没在家吃，只去厨房用食盒带了些吃的东西就出发了。

只留下了瞠目结舌的父母在家面面相觑，好一阵犯嘀咕。

“真是的，怎么晚饭也不吃就走了呢？这孩子连一天都没在家待够呢……”

“还不是因为你把她给宠坏了，从小到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比男人都有主意，从来没有听过我的话……”

“怎么能怪我呢？女儿的倔脾气到底像谁，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要照你这么说，倒是该怪我喽？”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