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了日本，然后再经神户南下，在那里他会合了戴戡，最后经越南河内回到了云南。在这期间，也曾险些发生些不测，负责天津防务的陈仪就曾带兵在天津港赶上蔡锷，但因为两人有旧，似乎只是惊而不险。后来张汉卿一直拿此例告诫奉军及后来的人民军高层，说陈仪忠于国家，却无法做到勇于任事。陈仪一生未得重用，也是一件令后世史学界颇感兴趣的事。

而梁启超这边也于12月16日以赴美治病为名离开了天津，来到上海，并与进步党另一领导人汤化龙会商，最终落实了进步党反对帝制的意图和具体方案。

万幸的是，这一次袁世凯确实是过于掉以轻心了。在他看来，梁启超是一个文人，蔡锷手中又没有兵权，这两个人在一起，搞不出什么大事来，顶多是一起发发牢骚罢了。

因此，袁世凯基本上没有去理会这件事情，而是放心大胆地筹备登基大典的事情，劲头十足地继续为称帝做准备。确实也是，当时那么多称帝的事情缠着袁世凯，对于这些还只是密谋的事情，他一时之间还真顾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