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霖比张汉卿的认识并不逞多让，反而更加激进。

两年前，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二十七师师长，便专门上书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当是时，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是极到位的，他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综合几个谋士的意见，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回复“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1915年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所倡导。

关外的教育普及程度同等要差于关内，这是时代造成的。想想满清入关前还处于冥顽不化的状态，其酋长皇太极等人的兵法只是从《三国演义》中汲取知识，此后二百年基本上是荒着的，而关内则有上下五千年的辉煌。

直到开始移民，东北的教育程度也是远逊于关内的，这是因为，能移过来的，基本上都是穷得活不下去的人“闯关东”，真正的诗书达礼之家，不至于活到这一地步。先天基础不足，让关外的教育之路更显坎坷。

越如此，老张越坚定了把钱入在刀刃上的决心。他幼年只读了3个月的书，就辍学了，因为他得回家拾柴，帮母亲做饭打杂。他粗通文墨，难免会写错字、说错话。然而，有时候，这些差错，在闹笑话的同时，却往往会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据说，以前大帅府的传达室门前，有一块“传达室”的木牌，他进进去去的时候，往往只看卫兵的军容风纪，不大注意其它地方。有一天不知怎么的，被他忽然看到这块标牌了，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爽。下车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副官说：“就算咱胜利了，东北统一了，也不能骄傲呀，你看我大帅府门上，只挂了‘治国护民’的牌匾，也没有挂我张作霖三个字嘛。”接着，他转过身，再把前面的传达室一指，继续说道：“你再看看我们的弟兄，一个小小的传达室，都要挂上他傅连宝的大名，成何体统？”副官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原来，首长把传达室看成了傅连宝，当成了人名！

闹了笑话，张作霖倒不以为忤。不过他想道若是战场上官兵们搞出这些名堂来，传达军令错误，可就是胜负攸关的大事了。所以在张学良等人的教育问题上，一向给予重点对待，不旦让张学良学习时髦的英文，招聘了许多家庭教师培养他多方面的才能，还安排了奉天大儒金息侯做他的专职老师。

进入民国，私塾式的旧式教育已经被新式学堂所取代，可是奉天缺少能够教书育人的老师。怎么办？于是1917年1月，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以培养教师。但教育部回电以“于国立学校计划有关”为由，没有批准。当时的国力有限，国家在各省设立多所国立师范学校，奉天根本不在名单内。

但张作霖没有气馁，继之于3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天省设立高等师范学校的必要性。由于张作霖的积极争取，教育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