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白白丢失了巨额和大量军械，反便宜了奉军。于是抓住“晖春事件”不放，以设法在东北部契下钉子。然而张作霖已非昔日仰仗日人鼻息的“东北王”，在事关大本营安危之事上寸步不让。双方陆续派兵至此，一时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汇聚了大批的军队。

张汉卿知道虽然奉军可以一战而败目前的关东军，但是日本无疑不能忍受事关荣誉的失败，必然会以全面进攻来挽回面子。以目前中国四分五裂的状况，刚刚起步的奉系无疑不能承担大规模的战争的损失即使是惨胜，也无法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了。

刚从北方传来的消息，乘直系在奉、日两军对峙，吴佩孚认为此时是发展势力的天赐良机，10月17日要求中|央任命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锳分别为第23、24、25、26各师师长，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为第12、13、14、15各混成旅旅长。这样连同冯玉祥的11师及自己起家的第3师，吴佩孚一下子扩充到了6个师、4个混成旅（独立旅）超过18万人的庞大兵力。

抗日是当然的，但是也不至于因此为他人作嫁衣裳。凭心而论，张汉卿也有些理解正史上老蒋为什么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了。

此时日本此时国内正承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估计也没有大打的信心吧。不然，以日军的习性，怎能容忍小小的“支那”人对“蝗军”的公然蔑视？既然如此，何不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此事件体面结束？谁叫自己实力太弱？

所以经过讨论，张作霖想过派人去日本说明奉系不欲与日本人起冲突的原则。主动点好，才显得有诚意。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耻辱，但韩信还能承受跨下之辱，张作霖又何尝不能？不过又担心这样做了之后，日本政|府没有“善意”回报，那样徒取其辱。

日本原来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势后，其在华势力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国就必须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日本有人认为：“但至少今天的形势最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是张作霖。正如传说的那样，张作霖如果和广东的孙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应，打倒吴佩孚，中国的统一大业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

日本内阁首相原敬也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地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看好张作霖，是想通过支持他，得到在华的最大利益。他们认为把张作霖作为自己新的侵华工具是最合适不过了。

“晖春事件”让日本政|府骑虎难下：进，师出无名。一旦事有不谐，东北的利益尽失，日本尚未做好全面进攻中国的准备；退，则影响日本好不容易得到的亚洲强国名声，为国内民众所不允。此一时刻，日本人亟需一个台阶，既解当前危机，又不失“身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以协约国的身份参加了战争。大战使日本大发战争财，从而使日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1918年工业产值上升为56.8，农业则下降到35.1，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但是在工业部门内部轻重工业的比例上，轻工业仍占优势地位。由于造船、机械、化学等工业发展，重化工业的比例也日益扩大。战争带来的景气也必然随着战争结束而结束，1920年以东京、大阪两个股票交易所股价暴跌为标志，日本战后经济危机开始了。在危机中，政|府不是对财界进行彻底的整顿，而是实行过于庞大的救济政策和不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从1920年2月开始，东京大阪组合银行的贷款额开始超过存款额，并呈逐月上升之势。政|府这样做虽然挽救了一批濒于破产的企业，但也为以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而且，国内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国际物价水平，导致日本进口不断增长，而出口却举步维艰，给日本企业主要是竞争力弱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