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和生活费用增加，中国留德学生人数因之锐减，留德学生数才出现低谷。

现在在人民党的宣传和影响下，中国国内对于集中制的褒扬逐渐超过了对于英美式皿煮的向往，最终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在不久后的国家政治制度建立上阻碍甚少。

而人民党很早之前就提出并采用的“皿煮集中制”是结合了德国的集中制的优点并与美国式的皿煮相媲美的优秀制度，后来广泛被很多国家的革命政|党所采用。

并且由于赴德留学的学生们未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之巨大，国民对未来国家的发展方向无比齐心。从这一点上来讲，教育对国民的影响之大说什么也不为过。也从这一点上说，美国用庚子赔款来建设清华大学的宗旨真的体现了这个国家的远见卓识。

本来，民国初期文科类是很吃香的，从现代文学史上百家齐放、大家辈出的情景便可知道。但是张汉卿入主后的民国政|府由于对工业的重视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本来会出现的中国留德国学生中，文科类（包括文、法、商、教）留学生多于实科类（包括理、工、农、医）留学生的场景再未出现。

由于政|府对留学生的所学文科专业的限制，加上社会上实业救国风气的影响，不少留学生选择了理科，甚至弃文从理，至少，那位别名“鲁迅”的文豪再也没能出版什么《呐喊》，北京也多了一位名叫周树人的医生。

从1923年起，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出自当时的特别需要，注重鼓励留学生学习理、工、农、医，实科类留学生比例开始上升。这一时期，中国学生留德所学的专业主要分布在医学、化学、机械工程、电机工程等。

据统计，1924年留德的700名学生中，50学习化学、机械和电机，40学习医学和陆军，其余10学习文科。

总体而言，留德学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学术研究，成才率高于其它留学国别。当时国内一般学校都注重英文，以德文为主的仅有同济、同德等少数几所学校，所以留德学生的来源比较集中。如中德合作的同济大学，其毕业生大多进入德国深造。

在1912年至1937年间，在可考的99位同济毕业生中，有61人选择留学德国的大学或高等工业学院。

一些已经留学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的中国学人，因追求高深学问而赴德从事专门研究或攻读学位，如陈寅恪、贺麟、赵九章、黄家伦、傅斯年、张维、俞大维、李金发、夏坚白等人。这是留德教育史上的一种奇特文化现象。

由于德国高等教育的严谨学风和留学生自身的刻苦学习，留德中国学人一般来说，学术成就突出。民国时期的留德学生总数少于留学日、美、法者，但其获得博士学位者比例却最高。

据袁同礼统计，自1907年—1961年间，中国留德学人共有732名获得博士学位，其中最多的是医学博士，其次是数理化和工程学博士，高于留法（581名）、留英（346名）获博士人数。

德国给予中国留洋学生的熏陶是全方位的。在一批批留德人员回国后，德国人的严谨开始越来越多地让中国国民感到由衷的敬佩，也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产生相当的影响。

再加上张汉卿适时地呼吁建立一个系统化的质量保证体系来推动中国的企业向着更高标准前进，中国制造的产品后来也以经久耐用品质优良著称于世。

官费陆军留学生是留德学生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群体。随着国家统一的大趋势越来越明显，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正规军队渐渐摆上议程。为了持续提高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军事素养，张作霖政|府把陆军留学的重心逐渐转向德国，从而使德国对中国军事教育的影响达到高峰。

张汉卿正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他实在是受够了前生政|府为了建设“和谐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