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管理，司令军衔都为少将；管理直辖省和地理重要省份如新疆的地方军队称警备区，司令的规格要高一级，为中将；鉴于北京的特别地位，北京省警备区称之为北京卫戍区，原北京卫戍区改称北京军区。

沈阳军区人事起了大变动：张作相由于无法长期兼顾中|央与地方工作，因此辞去沈阳军区司令职务，由副司令裴其勋升任，他的北大荒建设兵团司令一职由杜继武担任。

在这次事件中紧跟张作霖脚步的19军军长王瑞雪兼任参谋长；勇于任事的20军军长赵芷香调任武警部队总政治部主任，算是升了一级，而王以哲则免去这个兼职；

张景惠的蒙古建设兵团司令一职由王相华正式升任，作为人民军内的新星，王相华仍兼16军军长职，可谓后劲十足。他的兵团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刘强东递补。

新疆建设兵团司令由牛元峰升任。在张汉卿未来的规划中，各建设兵团的司令将是所在军区的天然新增副司令，以增加其在军队中的影响。

这次事变，也有一个上佳表现，那就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能够很好地控制国家大局，显示了强有力的控制国家能力，从而让文官治国成为可能。

此前，军阀混战，有枪就是草头王，就是奉系也是从战场上获得的地盘。当国家统一后，国家大事都是由这些军人将领说了算的。

治国与打仗不同，阳刚的军人对于柔性的政治有本能的缺陷，要不然自古为何就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之说。在后世，文人治理国家被视为皿煮的象征，而军人干政则是一种政治发展的倒退。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写得很明确：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就是说战争本身是一种极端的政治手段，因而是否发起战争、何时何地发动战争、战争要达到何种目的，理应由政治家文官来决定，军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实现这些战略目标。

而军人的价值只有在战争中才能体现，军人的军功及在军中的地位是由一场又一场胜利来获得，所以他们对于战争有本能的兴趣，在国家事务或者国际争端中，更多地会以一劳永逸的战争方式来进行。

因此军政|府很难摆脱发动战争的诱惑，也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军国主义倾向。正所谓“文官靠边站，军人要蛮干”，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一例。

这样，国家会沦为战争机器，根本没有调和的余地。历来，军服压倒西服，都是国家取乱之源。

从后世中国国家领导阶层的职务可以看出，军方背景的人员在国家事务中的话语权在减弱而不是增强：无论是政治局委员的人数、还是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名单，都可以看到这一趋势。

但是军队淡出国家事务，并不是不重视它的发展，这要一分为二地看。后世中国对于军队的管理观念，在于军人服从于政治的需要，但并不是削弱它的力量。这从后来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开始增加军费可以看出。

会不会由此产生像历史上宋朝和明朝那样“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弱宋弱明局面？首先要说明，明代有终一朝都不是弱明，即使是末世也还是有许多英勇的将领和能战的士兵，只是因缘巧合造成了让人唏嘘的倒退，努尔哈赤早年也是被李成梁完虐的。

明代军事上的败退其实与宋朝有惊人的类似：步兵对阵骑兵，运输限制战争规模或决定战争结果。

以宋代为例。宋代军事不给力不是简单的“重文”、“文官外行指挥内行”、“皇帝缩卵”，嚷嚷什么铁血尚武根本毫无意义。

什么叫弱？在金面前的晚期北宋和在蒙元面前的南宋倒是算得上弱。但北宋时期，宋仍是彪悍的辽国的大敌，如《辽史》的兵卫志里头还说“虽然，宋久失地利，而旧志言兵，唯以敌宋为务。”宋对西夏更是生死大敌，对青唐吐蕃、黄头回鹘来说就是洪荒